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理性分析 倾听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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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二三十年里，“垮掉的一代”先后被安到中国80后、90后和00后的头上，而在过去两个多月里，在危难关头的武汉就能找出许多年轻人，证明这个称谓是多么荒诞不经。
没有哪一代中国人，比他们更加理解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他们小的时候，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稍长后，他们又见证了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他们是“地球村”的村民，在一个走向繁荣的国家长大。
一位外国学者这样评价这代中国青年：他们不是什么“小皇帝”，“或许我们对这一代人知之甚少，才没有真正看到这一代年轻人身上与生俱来的中国精神。”
过去二三十年里，“垮掉的一代”这顶舶来的、早已背离原意的“帽子”，先后被安到中国80后、90后和00后的头上。而在过去两个多月里，从危难关头的武汉，就能找出许多年轻人，证明这个称谓是多么荒诞不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些青春面庞被口罩遮挡，而他们却完成了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集体亮相。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人们曾面对地震灾区的年轻志愿者，感慨“最年轻的80后也成了中坚力量”。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催生了新的流行语：“轮到90后来保护大家了”。“穿上防护服，我就不是孩子了。”从广东到武汉支援的护士刘家怡说。她是2000年出生的“千禧宝宝”之一，在武汉的日子是她离家最久的一段时间。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以“垮掉的一代”为标志的刻板印象和代际歧视，可以“寿终正寝”了！清华大学博士生郑翔瑜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每隔10年就有一代人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其实，中国从来就没有“垮掉的一代”，只有一代代“永不弯曲的青年脊梁”。他说，这代青年不做时代的“观众和看客”，而是用行胜于言的激情和干劲为自己代言、为时代定义。赴武汉支援的北京协和医院医生曹玮说，2003年暴发SARS疫情时，她是一名医学生，是“被保护者”。这次，她很自豪能到武汉“为人民和国家而战”。她强调了自己对更年轻护士们的敬意——他们中大多数人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对SARS只有遥远的记忆，“但当病毒来袭的时候，他们都站了出来。”随广东医疗队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刘家怡，负责帮离开方舱医院的医护人员脱防护服。她说：“穿上防护服，我就不是个孩子了。”每一支被紧急派往湖北的医疗队里，都能找到“站出来”的故事——微信群里的报名“接龙”即可显示。不少年轻人不约而同强调自己的“优势”：“未婚、未育、父母健康，家里无负担”。“2003年，我还只是个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那时候被一群不认识的医护人员保护着。如今我成为那个医护人员，来保护其他不认识的人。”武汉协和医院护士许浩远在日记里说。
许浩远的祖父2月去世，而她没法回家送别，只能在日记里哀悼。在火神山医院，军队派去增援的护士吴亚玲收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只能含泪面向家乡的方向鞠躬。
23岁的郑益欢，开车从宁波到武汉，辞了职，带着全部家当：被褥、脸盆、衣服、鞋子等。他是甘肃人，原本在宁波一家民营医院做护士，从网上看到武汉市武昌医院的招聘启事，投了简历。2月16日，郑益欢接到武昌医院的电话，问他“现在能不能赶过来”。当时这家医院处于危难时刻，两天后院长刘智明因感染新冠肺炎牺牲。郑益欢决定去武汉。他的辞职申请里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疫情当前，作为一名医护人员，更有责任去一线支援。这是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更是一个成年人该有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亲友都劝他不要去。他承认，希望在人生中留下个印记，多少年后再回忆起来，当全国人民支援武汉时，自己是其中一员，“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也在。”新同事对他表示了惊讶或佩服。但在武昌医院，和他类似的还有4位90后，分别来自河南、山西、山东和广东。他对记者说，这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任性”。“想来就会想办法来，想做的就去做，不会考虑那么多。”20多岁，正是人生最繁忙的阶段，有许多人生大事要完成。去武汉，有人暂别了刚出生的孩子，有人推迟了婚期。2月28日这天，武汉雷神山医院为上海来的护士于景海和周玲亿举行了“战地婚礼”。他们的婚期是2月28日，婚纱照都已拍好。1月23日，武汉离汉通道关闭，他们在回老家过年的路上接到了医院组建医疗队的通知。“战地婚礼”寒酸得多，只有一束鲜花，持续了不到20分钟，婚戒是用彩带扎的，证婚人告诉他们“把防护服当作婚纱”。但这对口罩下的新人表示，这场婚礼他们将终生不忘。“一句话——国家有难，勇者上。”周玲亿回忆，自己当时想的是先去“帮忙”，婚礼这种小事“可以再说”。
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在谈到这个数字时说：“这些年轻的医生、护士，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责任、担当和价值。昨天父母眼中的孩子，今天已然成为新时代共和国的脊梁，成为我们国家的骄傲和希望。”
外援到来之前，武汉当地的医务人员已在拼命。武汉疫情暴发流行期诊疗量激增的“饱和冲击”，这些人首当其冲。“垮掉的一代”这顶帽子，首先是由流过汗、流过泪、流过血甚至拼过命的年轻医务人员甩掉的。据丁向阳介绍，这次疫情早期，湖北省有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感染。北京字节跳动公司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资设立了一笔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并对已资助的2900多位感染者作了大数据分析。占比最多的是80后，接近四成，90后占比近三成。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位感染者，生于2000年9月，未满20岁，是武汉的一名护士。湖北省人民政府首批评定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14名烈士，最年轻的两位——夏思思和彭银华医生，都只有29岁。1月14日，夏思思值夜班时接诊了一位病人，下夜班回家的路上，她得知这位病人的检查结果是“高度疑似新冠肺炎”，立刻折回了医院，这是她感染的直接原因。彭银华医生去世后，抽屉里还有未发出的结婚请柬，他的婚礼定于2月1日。夏思思的丈夫吴石磊医生对记者说，妻子平时是平凡的，但在疫情中非常勇敢，是“一个英雄的表现”。他说，自己会照顾好老人，把孩子培养成人，继承妻子的遗志。“我们以前都一直说要白头偕老的，要把孩子抚养好。”他黯然神伤。
上海中山医院副院长朱畴文是一支130人医疗队的领队，他的队伍里最年轻的队员只有两年半工作经验。但这位领队对自己的大学同窗感慨，这些人是优秀的、值得信赖的。
在武汉协和医院，护士许浩远和同事们为中国和武汉加油。队里的一位护士，在隔离病房忍不住呕吐，如果摘掉口罩，可能感染新冠肺炎；如果不慎吸入呕吐物，可能患上吸入性肺炎。他马上镇静下来，做了个手势退出了病房。朱畴文对记者评价，年轻一代的医务人员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在一个高起点上开启了人生。“疫情，让我们看到90后已经长大。”南京一名大学生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
他在一次线上学习中分享了一个课件，题为《疫情，90后的成年礼》。其中引用了作家鲁迅的名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火炬。”这些人的成人礼是在纸尿裤和防护服里完成的——由于长时间身穿防护服不便如厕，很多医务人员的武汉日记里，都有“穿好纸尿裤”的记录。他们带到武汉的行李箱里，纸尿裤是必备物资。而那些“用后即焚”的防护服，暴露了当代年轻人的性格特点。防护服从头包到脚，为了互相辨识，需要在上面写上名字。“灵魂画手”们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创意和苦中作乐的精神。没有哪一代中国人，比他们更加理解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他们小的时候，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稍长后，他们又见证了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他们是“地球村”的村民，在一个走向繁荣的国家长大。他们生于安逸，追求舒适和潮流，消费名牌，于是千篇一律的防护服会被画上惟妙惟肖的香奈儿和路易威登等品牌标识。很多人是“吃货”，在头顶写着“周黑鸭”“热干面”和“奶茶”。他们觉得自己仍是“宝宝”，会强调“蒙蒙最棒”“宁宁加油”或者“今天大年三十，别吼我”。他们喜欢动漫，防护服上就画着与病毒掰手腕的自己。一个叫朱佩琦的年轻人，为自己确定了拎着医药箱的“小猪佩奇”肖像，在病房里走来走去，她解释，“给大家带来欢乐也是一种战斗力。”当然，他们还追星，自豪地在前胸后背注明自己是“胡歌老婆”“林书豪女朋友”或“彭于晏妹妹”……华裔球星林书豪在社交网站回应了他的“女友”：“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你和你的同事们用生命在战斗……”他们张扬。2月14日这天，一个名叫朱瑞的福建护士在胸前画了4颗爱心，向远方的恋人表白：“邵媚铃，等疫情结束后，我娶你！”他们幽默。一个叫吉祥的人启发同事纷纷在病人面前取名“如意”“平安”“荣华”“富贵”“招财”“进宝”……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最危重病人的床上，护士们把橡胶手套吹成一只“胖手”，垫在患者的头边，以免管道造成压疮。气球上画了笑脸，写着“加油”，即使这位昏迷不醒的病人看不到这一切。
“武汉的冬天一点都不冷，因为有我们这帮热血青年的存在。”上海东方医院护士徐筠说。她的防护服上写着“东方不败”，武侠小说里武功高深莫测的人物。“武汉被疫情按下了暂停，经过大家的努力，武汉即将重启。”67天后回到上海的徐筠说，“我很自豪，这其中有我的贡献。”
就连以性命相搏，他们都轻描淡写。在这些人面前，病毒是游戏里的“怪兽”。在雷神山医院，大连来的护士杨婷给自己的双胞胎儿子写了封信。她形容，“病毒是怪兽，妈妈是奥特曼，这里有几万个奥特曼，一定会打赢怪兽。”她写道：“妈妈希望你们长大后能像妈妈一样在国家有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不计报酬，不顾生死。”
从苏州赶到武汉的蓝天救援队志愿者许鹏，也曾给孩子留言说：“孩子要乖，爸爸去武汉打怪兽！”但是在运送物资途中，他不幸丧生于车祸。广州的80后医生桑岭，在1月23日武汉“封城”时，辗转去了武汉金银潭医院。当时的金银潭处于接诊高峰，他将那段经历比喻为“无限循环版的植物大战僵尸”游戏。他的老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评价：“这些年轻人很有出息。”武汉市肺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钟小锋记得，一个年轻同事有一天脱掉防护服后蹲在地上哭了起来。她以为出了什么事，问了才知道，这位同事护理了一个多月的一位患者，有了意识。那位年轻护士说：“我觉得我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来自内蒙古的护士李天骄认为，这段经历让自己更加成熟。出发去武汉那天，是她24岁生日。她照顾的患者中，有的正在准备高考。其中一位告诉她，自己不想选计算机专业了，要改学医。许浩远对记者说，此前她对自己的职业有过否定，不想再当护士了。主要是因为曾经遇到过一些难相处的病人，甚至“白眼狼”式的病人，干的又是脏活累活。这次去了一线，她的职业认同感提高了很多，发现“护士可以很伟大的，像个英雄一样”。对病人，她也多了理解。她觉得自己变了，会继续做护士，会成为更有耐心的护士。上海护士查韵记得，她服务过的方舱医院里，一位老人因为牙不好吃不了盒饭。她求助其他病人，很短时间里收到了十几种未拆封的奶粉、营养粉、粥和牛奶。在另一家医院，一位病人出院前，非要将自己没舍得戴的N95口罩送给护士。94岁的患者李念娥告诉从浙江赶来支援的“孩子”，自己有3万多元存款，“你们缺钱了管我要啊。”查韵说，其实她和同事都是普通人，支援武汉是职责所系，就像农民去春耕、工人去开工，没有什么不同。
武汉的90后青年杨雪，在公交车停运后开始接送当护士的表妹上下班，此后成了“守护天使”车队志愿者。有一次，她在等红绿灯，旁边一辆军车摇下车窗，士兵看到她车头的“青年突击队”车标，敬了一个军礼。那一刻，她感到“震撼”。她承认，自己并非一开始就勇敢。表妹提出希望她接送的请求时，她的第一反应是害怕，是危险。另一位90后志愿者华雨辰说，她跟父母住在一起，起初骗父母自己是在值班，又害怕把病毒带回家里。很多志愿者都说过此类善意的谎言。这位小学音乐教师，当过接送医护人员的司机，也在公路收费站为人测过体温。她向父母承认后，父亲心疼地表示要替她去做事。
这些天里，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几位从当年汶川地震灾区来的农民，开车到武汉送物资。地震那年他们受过武汉人的帮助，这次他们在卡车上打着横幅“汶川感恩，武汉雄起”。“我觉得只有亲身经历那一幕，你才能感受到那一种震撼。”她说，这样的时刻让她觉得不怕了，觉得武汉不会输。华雨辰说，由于戴着口罩，志愿者即使以后在街上碰到，也可能认不出彼此。她和一些人约定，将来摘下口罩，要重新认识，相互拥抱。“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真的可以承担这个时代所赋予我们的重任了。”她说。
在中国多个学术机构兼职的苏丹学者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非常关注新一代中国人的行为变化。中国朋友告诉过他，这些人是“小皇帝”——一个始于80后的“帽子”。他说，自己在中国坐地铁，会看到年轻人低着头看价值不菲的手机，许多人将头发染得五颜六色、背着名牌包、穿着高级运动鞋，这让他想起“小皇帝”。但这一次，当国家面临巨大挑战时，这些“小皇帝”毫不迟疑地投入战斗，放下靓丽的衣服和手袋，从四面八方驰援武汉。近期，在为埃及一份报纸写的文章中，这位学者指出，“小皇帝”一代已经成长为坚强的战士。他们不是什么“小皇帝”。“或许我们对这一代人知之甚少，才没有真正看到这一代年轻人身上与生俱来的中国精神。”他在受访时解释，这些人不是瞬间成长的，只是“我们平时没有发现”。他相信，这一代人将为中国和世界的稳定作出贡献。1998年，一项国家级研究课题调查显示：多数中小学教师对学生看法不乐观，在他们评价学生的话语中，70%是批评性、否定性的。10年后，第一批90后升入大学，一所高校的新生调查发现，他们有强烈的政治热情、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热心公益。今天，最小的90后也已成年，轮到90后来保护大家了。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看走眼，中国并没有出现“垮掉的一代”。除夕夜，中国地质大学学生徐子扬决定跟随他的工程师父亲去参建火神山医院。工地旁边是一个景色优美的湖泊。尽管在那里每天累得浑身湿透，但他觉得，自己在这边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能让人们享受另一边的美好。“参与火神山建设的我们，只是普普通通的人，背后都有着普普通通的家庭、普普通通的朋友，我们只是深深地爱着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人们……因为热爱，仅此而已。”
这对父子当初进武汉时，检查人员问过他们：“你们确定要进去吗？进去了就出不来了。”